1956年，毛人凤肝癌晚期，蒋经国送钱并提议他去美国治疗，毛人凤识破这是“催命符”，坚决不收钱，不去美国，最后当年10月在台北死亡。
1956年10月14日，毛人凤在台北咽气。死的时候身边没有几个亲信，保密局被肢解一年多了，他手里只剩下一个对大陆情报局的空头衔。
1950年是这场漫长绞杀的开端。国民党退到台湾，百万残兵把这座岛挤得像口高压锅。蒋介石一面搞改造运动清党，一面开始为蒋经国铺路，第一把火直接烧向情报系统。
当时的情报版图乱成一锅粥，保密局、中统、军宪警各有山头，其中毛人凤手里的保密局体量最大，人最多，手段也最黑。这支力量在戴笠死后几经震荡，被他用十几年时间捏成了铁板一块。
退台前，他在重庆、白公馆、渣滓洞留下了一长串血债，名义上是奉命肃清，实际上也替自己攒下一本投名状。到了台湾，他自认为有功，等着论功行赏，等来的却是太子的刀。
蒋经国没跟他正面开战。1950年夏天，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正式挂牌运转，名义上是协调各方情报，实际上是勒在保密局脖子上的一根钢丝绳。毛人凤的反应粗暴而直接——他要让这个新机构运转不起来。
档案不是不给，是永远在路上。经费不是不批，是永远没有预算。叶翔之有一次来调潜伏名单，保密局的人推了整整一周，最后给了一份三年前已废弃的旧档。叶翔之气得摔了茶杯，蒋经国听完汇报后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不用急，让他再把腿伸开些。”
毛人凤确实把腿伸开了。他不仅在业务上使绊子，还试图在政治上扳回一局。1952年前后，蒋经国开始整军，大批政工干部被塞进部队，保密局的传统地盘遭到挤压。
毛人凤动员手下的老特务们联名写了一份万言书，送到蒋介石桌上，历数政工系统干扰军务的种种弊病。这份报告在士林官邸压了三个月没有回音。等他再去试探口风时，蒋介石只回了一句：“你管好分内的事。”毛人凤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的分量已经变了。
蒋经国的手术刀选在1953年落下。他绕过毛人凤，直接扶持郑介民。郑介民是军统的老人，跟毛人凤有旧怨，两人当年在戴笠手下时就面和心不和，争预算、争地盘、争人事，账本翻都翻不完。
郑介民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，名义上是给保密局做配合，实际上是往毛人凤身边插了一根钉子。保密局的中层开始松动，几个大区站长先后被调去“学习”，回来以后位子就没了。部分外勤特务被集体转入军队政工系统，编制还在，人和枪都已不归毛人凤调度。
1955年是最后一刀。蒋介石一纸手令，保密局正式拆分，内部治安和防谍业务全部划给新成立的调查局，毛人凤只留下一个对大陆的空壳机构，经费砍掉大半，核心名单重新登记。
保密局在台北的办公大楼也要让出一半给调查局。交接那天，叶翔之亲自带着人上门接收档案室，毛人凤站在二楼窗户后面看着，手里的茶杯攥得发白，到底没有下楼。当天晚上他第一次出现剧烈腹痛，被送进医院打了止痛针。
权力被抽干的同时，身体也开始塌方。1956年初确诊肝癌晚期，从发现到卧床不过两三个月时间。
毛人凤的肝脏本就有老毛病，他在大陆时期就长期失眠，靠安眠药和浓茶顶着，退台之后压力成倍增加，肝功能的底子被掏空了。确诊后他拒绝住院，把公馆改成了病房，一切治疗都由亲信安排，连病历都不让外传。
蒋经国登门是在那年春天。他带了一名侍从，一只黑色皮箱，五万美金现金。场面话点到即止，父亲挂念，台湾医疗不行，去美国好好治病。毛人凤盯住那只皮箱看了很久，最后摆手说不去。他给出的理由是落叶归根，死也要死在台湾。
但真正的原因两个人都心知肚明——这笔钱是离境费，飞机一落地，命就攥在别人手里了。当年一些军统高层被送到南美和美国养病，结果莫名其妙死于意外或急症，这些事毛人凤比谁都清楚。他把皮箱推了回去，蒋经国没有坚持，坐了片刻便起身离开，皮箱一并带走。
这之后毛人凤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自救。他拒绝一切西医手段，也不再信任任何官方渠道，转而把命运交给偏方和香火。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台南的草药郎中，说是专治肝病，每天熬一大碗黑稠的药汁灌下去，药渣里有壁虎、蜈蚣和不知名的树皮。
他又派人去各地庙里求符水、讨香灰，一碗碗往嘴里灌。一个月后，他的肝肾功能急剧恶化，腹水严重到无法平躺，只能半靠在床上蜷成一团。
到九月份，人已经瘦脱了相，唯独肚子鼓得像面鼓，偶尔清醒时就瞪着天花板，反复念叨一句含糊不清的话。身边的人后来回忆，他念叨的是“他们就是想让我走”。
1956年10月14日清晨，毛人凤断了气，眼睛没有闭上。他的葬礼办得极为低调，没有军统鼎盛时期的那种排场，到场的高层寥寥无几。蒋介石送了挽联，蒋经国没有露面。
保密局的时代在那一刻真正结束了，随之入土的还有一份没有传下去的权力版图。那只黑色皮箱从毛公馆消失以后，再也没有在任何档案里出现过。五万美金到底去了哪里，也从来没有人追问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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